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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28日，四川博物院“雄关古道 经纬中华——大蜀道上的天地人与中国精神”特展在成都开展。蜀道由何人所开？开辟过程历经怎样的艰辛？为何称蜀道是“半部中华史”？蜀道对于中国古代的国家统一、民族交融、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起到了什么作用？日前，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丹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就上述问题予以解答。

蜀道的开辟，是在秦巴山脉天然谷道的基础上形成的。蜀道的人工开凿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形成的故道。到战国晚期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因素的推动下，秦人开始大规模创修蜀道。秦人将褒斜道的山谷道路凿筑为栈道，发展与巴蜀的往来交通。同一时期，蜀国也大力拓展金牛道，改善其形制和路况。这样一来，褒斜道和金牛道在汉中相接，打通了从关中平原到四川盆地的交通线路。后来，古人又开辟、改善了多条连接关中与蜀地的道路。经过千年发展，蜀道形成了前述格局。

不同于古罗马人在平原上修筑的罗马大道，蜀道分布在秦巴山脉的崇山峻岭中，古人要克服重重障碍凿崖修栈、架桥铺石。为此，他们创造了许多道路修建的技术，例如，在深山峡谷的悬崖峭壁上架设栈道时，古人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将山石烧得滚烫，再用水或醋泼洒，使其崩裂。一焚一激，条条道路在群山中绵延。古人还在蜀道上修建了大量渡桥、偏桥等桥梁，不同形制的桥梁工程，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另类桥梁修造技术。

历史上，蜀道对中国的统一立下了非凡功绩。战国时期，秦并巴蜀后，多次移民活动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巴蜀地区。蜀郡太守李冰在成都平原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后，成都平原成为“天府之国”，助秦国实现了广地、富民、缮兵的战略目标，统一六国的基础由此奠定。秦汉之际，汉高祖刘邦也是以巴蜀为大后方建立起西汉王朝，完成统一大业。

蜀道也关系到中央王朝的统治稳定。隋唐至宋代，巴蜀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，是中央王朝财赋的重要供给地。隋唐时期，朝廷整修、优化蜀道旧线，发展驿运交通，唐天宝年间，著名的荔枝道开辟为官道，形成了七道并行的格局，蜀道发展至顶峰。两宋时期，茶马贸易主要通过蜀道进行，蜀道的经济地位超过了政治地位。在元、明、清三代，蜀道是中央王朝治理西南的重要通道，也是移民之路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。

巴蜀大地物产丰富，盛产丝绸、漆器、铜铁器、食盐、陶瓷、茶叶等商品，部分商品沿蜀道和丝绸之路远销海外。四川是中国丝绸生产及贸易的发祥地之一，秦汉时期，蜀锦畅销全国，蜀布远销至今印度和中亚、西亚地区；南北朝至隋唐时期，蜀锦畅销丝路沿线国家，成为“热门”的贸易商品。成都自古以来漆器制造业发达，至两汉时，漆器手工业发展达到鼎盛，所产漆器享誉全国、远销海外，在今湖北、湖南、贵州，蒙古国及朝鲜均有考古发现的“蜀郡”漆器。

谢丹：蜀道是南北民族交融、人口迁移的通道，承载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。秦并巴蜀后的移民活动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，明清之交的移民浪潮是其重要节点。秦并巴蜀后，许多文人、官员、富商移民四川，如今金牛道沿线发掘出土的大量与秦人、楚人相关的遗存，是这一历史的真实反映。魏晋南北朝时，战乱频繁，政局动荡，西晋后期，十余万流民经汉中入蜀，促成氐、羌、賨、汉等民族大融合。明末清初，四川人口骤减，当时的中央王朝采取措施，鼓励移民，伴随着“湖广填四川”的移民浪潮，陕甘地区百姓经蜀道大量入川，促进了四川的经济文化发展。

蜀道通，中华兴。在抗战时期，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西移，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。当时沿蜀道而建的川陕公路，成为抗战时期维系民族命运的交通大动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蜀道沿线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如今，沿着古老的蜀道路线，条条公路、铁路并行而过，曾经“难于上青天”的蜀道天堑，逐渐变成广阔的万里通途。(完)

　谢丹，四川博物院副院长，研究馆员。198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，长期从事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策展实践和文物研究，四川省委宣传部、四川省文物局、成都市文物局专家库成员，四川大学、成都体育学院客座教授。其主持及参与主创的展览，先后多次获得国家文物局、中央网信办、中国博物馆协会、中国文物报社颁发的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，以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特别奖、精品奖、提名奖。